美国华人大游行后,梁彼得案翻盘可能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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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这一恶疾,在国内可能体现成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对立;在国外,则常表现为种族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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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喧闹了好一阵的“上海姑娘一顿饭逃离江西”事件,被证实纯粹是子虚乌有。但其激起的,却是人们最真实观念碰撞,比如地域歧视。

“歧视”这一恶疾,在国内可能体现成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对立;在国外,则常表现为种族之争。

就在昨天,美国时间2月20日,似乎一向在这个移民之国中显得安静隐忍的华人群体,却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全美三四十个城市的华人走上街头,声援一位被宣判为过失杀人罪名的华裔警官——梁彼得。

梁彼得,一位在纽约供职的华裔警察。2014年11月,他与同事在巡逻一栋公寓时,在黑暗中意外扣动了手枪扳机,子弹经墙壁反弹后击中一名黑人男子,致其死亡。今年2月11日,此案宣判,陪审团裁定梁彼得过失杀人、渎职等5项罪名成立,最高将面临15年监禁。

令华人群体爆发不满的,正是这一判决结果。

案件刚发生时,纽约警局局长布拉顿的用词是意外走火(accidental discharge);但宣判裁决的结果是“疏忽误杀”(negligence manslaughter)。在法庭上,法官Danny Chun表示该罪名成立,检方必须证明被告当时明知道有各种风险因素,却故意忽略这些因素导致他人死亡。对此,陪审团成员认为,梁的最大错误是“把手指放在了扳机上”,违反了警方规定。因此尽管陪审团知道梁彼得不是故意开枪,但认为这是明知风险而为,并造成了严重后果。

如此看来,陪审团的决定很有道理对不对?但为什么许多华人,会认为审判不公正?

这就要提到另一些背景因素。该案发生时,正值全美警民关系和种族冲突紧张的时期。在梁彼得案发生的4个月前,纽约史丹顿岛白人警察锁喉勒死非裔,紧接着密苏里州弗格森白人警察枪杀非裔少年,掀起“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生命也重要”运动。但美国司法系统对警察用枪留有很大余地,认为当处于危险境地时警察有权开枪,所以这两名白人警官都最终免于起诉。

所以,梁的支持者认为,美国近十年来都没有一位警员因为误杀被定罪,只能说梁彼得这一次是个不幸的替罪羊。对比之下,射杀无辜平民的白人警员没有受到法律制裁,而华裔警员只是因为子弹击中墙壁后的反弹,就将成为阶下囚,令人不满。“感觉梁先生像是过去错误的牺牲品”,美国网友Jose I.Piquero Jr.这样留言。

华裔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在美国,最大的政治正确就是在种族问题要正确。即便是最毒舌的脱口秀主持,开起黑人的玩笑也还是要先掂量掂量。但同样作为少数族裔的华裔群体,似乎却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有在北美留学的朋友认为,此次事件戳到了华人的痛处,甚至认为华人对黑人群体也是“积怨已久”。华裔群体勤劳能干、重视教育、依法缴税,能在华尔街谈笑风生的亦是不少,但这次一个梁警官,令大家产生了危机感:我们已经做得这样好了,但在大是大非上,为什么还要拿华裔开刀?这是不是双重标准?

令一些华人不满的,不仅仅是纽约警察工会PBA没有像支持一些白人警员一样出面支持梁彼得,更是像华裔市议员陈倩雯在梁彼得被起诉时,竟第一个站出来声讨。直到昨天梁彼得被定罪,华人政客都不见踪影。这让华人社群感到愤懑。

于是,华人群体开始抱团,发出反对的声音。

2月12日,有人在白宫网站发起请愿,号召撤销对梁彼得的指控。

13日,名为“天天”的网友开始通过微信等平台,组织华人在20日举行游行。包括纽约、洛杉矶、华盛顿等地在内的华人群体积极响应。《游行集结号》中写道会为游行队伍制作标语,并号召大家“穿上红色衣服”来支持梁彼得。

20日当天,在费城亲历游行的人表示,此次游行人数超过千人。“是费城历史上华人参与最多的一次游行”。参加游行的人很大一部分是各种同乡会组织的,光是福建的同乡会就有好几个。其动员能力强大,头发花白的老人和坐在婴儿车里的小孩都不少。

转机?

那么,游行示威,有用么?梁彼得案发生转机的可能有多大?

梁彼得定罪后,他的代理律师罗佰能号召民众致信法官。因为美国法律规定法官有最终裁决权,可以推翻陪审团的裁决,只要其认为裁决结果与法理推断有着较大出入时,即可否定陪审团的裁决。

但曾任纽约警察总局副局长的华裔律师莫虎认为,无论是致信法官还是民众请愿,在司法程序上,有两个关键点。

一是争取在动议时推翻此前定罪。二是争取不要入狱。根据目前的定罪,梁彼得最轻可判3年监外看管,最重可判15年。最好能争取到最轻量刑,如果被判入狱,要马上上诉至中级法院,高级法院,甚至是联邦法院,尽量减轻此案对梁彼得未来的影响。

华裔刑侦专家李昌钰在采访中则认为,梁彼得案中,他的辩护律师没能就“为什么开枪”这一核心问题做好辩护,“辩护的方向是错的”。“他没有找到最好的律师和专家。”

对于华人游行示威是否会改变审理结果,李昌钰认为“游行的话不会改变结果,一开始游行示威的时候应该在警察局门口”;“第二个游行要在检察官办公室门口,要求他不起诉”,但现在已经都太晚了。

同样,律师C. Aaron也认为,华裔和团体的抗议活动可能没有大作用。“我知道从梁彼得被大陪审团(grand jury)起诉到最近的宣判,华人白宫请愿、抗议、捐款等此起彼伏,但结果并没有影响到最终的判决结果,这就是美国司法独立的宗旨。按我个人的观点,与其凑钱帮他上诉,不如用来安抚被害家庭,达成某种程度的谅解,也许会对最后刑期的减少甚至缓刑有利。”

而针对华人律师认为上诉还有成功的机会,C. Aaron认为“在美国如果被陪审团定罪,老实讲上诉成功的机会很小”,“只有在法官犯了比较大的法律错误时上诉法庭才会推翻原判,如果没有法律使用问题的案子上诉法庭一般都不会受理的”。

所以,20日这一次庞大的华人游行,或许并不能达到最初的目的,对案件本身可产生的实质性帮助很小。其更多的作用,也许体现在给了华人群体一个团结的契机。正如其标语写的“不做哑裔”。华裔群体要如何维护自身利益、更积极地融入美国政治,处理好种族之间的问题,这是梁彼得案之后最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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