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校园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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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省伦敦市一起迟迟曝光的校园教师性侵指控,应引发深刻的思考和必要的重视。

校长和警界名流的丑闻

安大略省伦敦市是一座人口不足40万的中等城市,在这座城市里,HBBeal是享有盛誉的私校,然而这所私校日前却曝出一则丑闻:该校校长因涉嫌性侵学生被指控了。

要闻1

迈克尔·迪布(右)于2017年12月21日出席安省伦敦市警察服务委员会会议。(图片来源Global News)

这位校长现年49岁,名叫迈克尔·迪布(MichaelDeeb),他被一名前学生家长指控借口提供“特别辅导”,迫使该女生同意与之“发展并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

令人震惊的是,该女生的家长曾多次循正规渠道投诉,且迪布同期还遭到一名学校老师另一方面的操守投诉,但调查一度陷入停滞,投诉人被告知“缺乏证据”。

迫于无奈,投诉的家长被迫在Facebook上公开此事,一时间引发轰动和“围观”,直到此时针对迪布的投诉才引起必要重视。

2017年12月迪布辞去校董职位并开始“带薪休假”,尽管仍然“证据不足”且被告本人仍拒绝承认任何指控,但4月7日警方仍然对迪布提起“性侵”和“性剥削”两项指控,并定于5月7日开庭审理。

警界名人的另一面

迪布是退役警察,直到4月5日前仍兼任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警察局委员,至今仍保留着校长头衔和薪水。或许正因为既是校长,又是警界名流,尽管当事人早早循正常途径投诉,但学校也好,警方也罢,就是迟迟不采信,不采取措施。

要闻2

阿贾兹·卡里姆否认对6名少女的性侵犯。(图片来源 BBC)

事实上这种“名人例外”的潜意识很可能造成更大风险:我们不妨看看几乎前后脚被曝光、性质更恶劣,发生在“另一个伦敦”即更具知名度的英国首都伦敦某著名私校的教师性侵案例。

这起案例的发生地是伦敦西萨塞克斯郡基督医院学校(Christ’s Hospital School),这是一座成立于16世纪、至今仍保留都铎风格传统校服,年学费高达3.15万英镑的著名私校。4月8日,警方正式披露称,该校63岁的体育老师阿贾兹·卡里姆(Ajaz Karim)已被受害者告上法庭,受害者称,早在1985-1987年间卡里姆就利用职务和身份之便,对年仅14岁的她上下其手,包括“不适当地抚摸裸露肌肤”、“借口指导呼吸调整进行口对口接吻”等等。

比安大略伦敦“迪布事件”更夸张的是,“卡里姆事件”中第一位受害人早在1986年(受害第二年)就非正式在校内投诉,早在1989年就正式按程序向校方投诉,先后两任校长博尔顿和凯恩克罗斯(Elizabeth Cairncross)都听取了她的申诉,但既未置可否,也未向警方通报。卡里姆一度继续任职,后虽低调离职但未有任何警示或记录,这使得他仍能进入著名的伊顿公学等学校,并继续获得接触未成年女生的机会。目前已有9名女生声称受到他不同程度的侵害。

还记得阿曼达·托德么

 

2012年10月10日,年仅15岁的高贵林港女生阿曼达·托德(Amanda Todd)不堪长期网络欺凌骚扰自杀身亡。

要闻3

阿曼达·托德事件这件事给了加拿大整个社会、教育和警政系统一记响亮耳光,照“规矩”做了一切可能的自保措施,但一切都无效。

当时人们震惊、痛惜的不仅是托德的死,更是一种“绝望”:托德照“规矩”做了一切可能的自保措施,但一切都无效:她早就寻求学校、社会和家长帮助,她的父母知道她被欺凌,并积极帮助她应对;她的学校和教区也知道此事,她的转学就是学校干预的结果;警方知道她的裸照被散布,还专门登门通知了阿曼达一家;她的妈妈卡罗尔·托德是高贵林学区的技术辅导专家,熟悉学校、电脑和网络,也熟知网络各种潜在风险,却救不了自己的女儿;阿曼达本人曾在自杀前一个多月上传长达9分钟的YOUTUBE视频,勇敢叙述自己被欺凌的故事,希望得到帮助……但在这一切之后,阿曼达仍然成为网络欺凌的牺牲品——正如心理学家、现任列治文市议员区泽光先生当时所言,这件事给了加拿大整个社会、教育和警政系统一记响亮耳光,因为这等于说,以前的种种说法,如“遇到网络欺凌要大声说出来,老师、家长和专业人士会保护你们”是欺人之谈。

现实中的教师对学生性侵传播性不如网络欺凌,但对受害人的伤害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托德定律”在这一问题上重演,后果可想而知。

欧美学校不论公立、私立,自上世纪后半叶起都建立了较完善的防范教师对学生性侵规则、措施,如不允许教师家访或与学生“一对一”待在封闭空间、更衣室和厕所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离、在学校设立尽可能多的监控摄像头,以及建立有针对性的“匿名举报”和“责任调查”体制,等等。应该说,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有效的——但如前所述,在“两个伦敦”,这些体制突然“选择性失效”了。

针对校园性侵需要制订缜密的规章制度,增添必要的设施、场所,但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徒有规则,却对某些在规则执行者甚至制订者心目中“绝对可靠”者“天然免疫”,就势必留下极其危险的隐患。“两个伦敦事件”就是最鲜活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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