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卫剑桥百日散记 010:帝国也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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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为曾经海大的一个学生文翰正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读研,还是很兴奋,见一见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老友重逢”。这些年轻的90后们再过十年、二十年,如果还会有心情与我们“共进晚餐”,那就是还念着我们曾经拍过他们的“马屁”,或者是我们还有资本值得他们“拍马屁”。

1从剑桥驾车去伦敦,80多公里,一路很畅通,基本上是高速,车流不息但是很有序。剑桥大学科学史系的李老师搭我的便车前往伦敦开一个很牛掰的“第八届欧洲科学史大会”,两小时行程下来,我说:“找个时间好好探讨下你的{抗战时期中国学者如何求学海外研究科学史并报效祖国}的课题”。

文翰老远看到我下了车,飞快的跑过来,一边喊着老师,一边用他那壮硕的身体抱住了我,搞的我倒有点不大自在,心里却是非常温暖。我的学生不多,但凡是认了学生的,彼此之间的感情便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很真挚的帮助他们,学业之外,希望他们可以从我的身上学习到一点什么,希望他们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伦敦帝国理工”的牌头不小,用文翰的话说:“在中国的名气比英国大!”我问:“这就是你选择的理由之一?”他点了点头。

2其实,人家的正式名字是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根本就没有“理工”二字。而正式法律名称是:帝国科学、工程及医学院(The 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这个名字比较靠谱,理工确实是帝国学院的强项。

1文翰带着我围着学院转了一大圈,尽管事先知道这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帝国理工”南肯辛顿本部校园不大,但是这“小”的程度还是令我大跌眼镜,慢慢悠悠20分钟的步行路线吧。

校区的建筑比较陈旧,并无历史感很强的建筑。四四方方天井一样的校区中央,耸立的女王塔显得鹤立鸡群,说是从前保留下来的唯一建筑物。这塔顶着一个圆形的绿色帽子,令我忍俊不禁的笑了起来,原来我们中国的央视“大裤衩”、苏州的“秋裤楼”并不孤单,尽管女王这绿帽子也许蕴含着人家通天的大学问……阿门!

“伦敦帝国理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7年,分分合合,后来属于伦敦大学的一个学院,一直到2007年“帝国理工”百年校庆的时候,才正式独立出来。想起了中国大学的分分合合,你方唱罢我登场,也是醉了。“强”和“大”这两词,搞明白好难!

1本部校区虽然并不起眼,但位置极佳,旁边就是久负盛名的海德公园和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周边则聚集了自然博物馆、科学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皇家艺术学院、皇家音乐学院以及皇家地理协会等大牛机构。最有意思的是街边的大提琴手和玩杂耍的街头艺人,我看了一会,文翰说:“他们几乎是每天都在这里……”

1商学院看起来不仅仅现代,也显得气派很多,说是一个叫田中的日本人校友2000年时候捐了2700万英镑建的,因此商学院开始的名字是“田中商学院”。后来不知怎的,这田中因为被发现是个“庞氏骗局”操盘者,犯了事,于是这商学院就默默的改叫“帝国商学院”了。后来,这商学院的大门被女王钦点为帝国理工的正门,因为帝国理工其他的门实在是太破了。

商学院的学生通常喜欢穿西装,打个领带,一般还愿意提个包,不大看得起对面陈旧建筑里面的理工科学生,而理工科学生更不屑这些个自以为是的商科男女。我问文翰,你觉得呢?他说:“商科生确实挺能装的!”

天下事,其实颠三倒四的看基本就是一个套路,互相看不起又互相羡慕,恨不能这好事都是自己的,有官位、有知识、有文化、有素养、有好爹好妈、有财富还要人长得帅或者漂亮、有人疼有人爱还要自己小脾气任性的耍……

就比如这理科和商科,如果没有超级牛的技术和产品,你这商科的牛皮吹上了天,也是“吹牛”或者干脆就是“江湖骗子”。而这理工科,兢兢业业的发明创造,有了好产品,没有好的商业模式,“好酒也怕巷子深”。说来说去,这就是一个社会分工的学问,大学分科如同社会分级、分行业一样,没有大小之分,好坏之分,只有是否造福人类、造福社会还有造福自己之分。

1透过路边一建筑的玻璃门看到一发动机模样的机器,文翰刷卡走了进去,这正是劳特莱斯(Rolls-Royce)的发动机样本。在英国,劳特莱斯不仅是知名的汽车制造商,还是航空发动机的制造商,英国那些很牛的战斗机引擎用的就是劳特莱斯发动机。

帝国理工与劳特莱斯的合作教学传统悠久,2010年还在Mechanical Engineering机械工程系下设立了一个新的核科学和工程研究培训中心,目的不仅仅是研究,更是让来自 材料、化学工程、化学技术、地球科学和工程、机械工程等相关专业的学生都有可能接触到与最先进劳特莱斯(Rolls-Royce)的合作,获得最前瞻的行业培训和行业知识。

海大的时候,文翰创办的“布客生活”读书会是我创建的“心海沙龙”咖啡的常客,我参加过他们的两次活动,一群有思想的海大年轻人。回忆起这些,我们便走进了学生酒吧,好宽敞的一个院落,挤满了一簇一簇各种肤色、高谈阔论的学生。文翰买了两杯英式果味啤酒,我俩也找了个桌子坐下,侃起大山来。

为什么来自中国的学生这么多呢?因为中国的年轻人(包括家长)太重视学历了,而英国的年轻人已经过去了“唯文凭论”的阶段,更注重职业技能培训。中国学生普遍富裕,英国大学自然喜欢高昂的学费收入。

“帝国理工”的英国年轻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基本上“非富即贵”,这已经是英国高校教育的一个特有现象,即家族“非富即贵”的后代会选择继续学历深造之路,而平民阶层选择职业技能培训之路。

如此的年轻人分化选择,岂不是会固化英国现有的社会分层或者说阶级分层?这种固化事实上已经形成,只是英国社会对于这种固化非常的认可和认同,精英和平民之间相遇而安,各尽所能,角色不同但并无互相之间的歧视和妒忌。如同一个银行家去了咖啡馆,酒保并无任何低三下四之道理。

中国如此可以吗?不可以。因为中国的全民物质社会还远远没有形成,尚属于“发展中国家”,需要再继续努力奋斗几十年。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物质的发展,还在于“平等”“自由”公民理念的教育和养成,否则难以有一个持续稳定、和谐平和的社会基础,只能依靠强势政府来平衡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

文翰对于上世纪的荷兰裔美国作家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很推崇,我们聊了《人类的故事》、《宽容》和《圣经的故事》。房龙在《宽容》的最后一章就历史的本质有一个精彩的注脚,那就是“恐惧,是所有宗教专制的根源。”

文翰说:“就宣传而言,美国人似乎比中国人聪明。”

“为什么呢? ”我问。

文翰说:“中国的电影总是让好人说中国好。而美国的电影总是让坏人说美国不好,结果谁说美国不好,谁就变成了坏人。”

张家卫 教授、博士生导师,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比迪商学院杰克.奥斯汀亚太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加拿大灰熊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国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目前主要从事中加、中美经济领域课题以及小众行为学领域的研究和实践。

张家卫
教授、博士生导师,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比迪商学院杰克.奥斯汀亚太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加拿大灰熊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国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目前主要从事中加、中美经济领域课题以及小众行为学领域的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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