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卫剑桥百日散记 021:中秋——遇见李约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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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webp李约瑟先生是基督徒,但是对于强调“三位一体”基督的信仰看起来却并不是十分专一。1900年出生的他,小的时候便常常跟着父亲去伦敦的圣殿教堂,聆听长老巴恩斯的布道和演讲。巴恩斯说:“宗教在历史上往往客观上起着十分反动的作用,另一方面有时却又与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比如英国内战期间的国会新军”。因此,李约瑟先生在后来的生涯中,以基督徒的身份,却可以接受人类对于其他宗教的个人体验,便来得非常自然。他自己后来信奉道教,还对于庙堂、回教堂、神社、犹太教会堂等都表示了相当的虔诚。作为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如何运用科学知识,思考基督教学说的现实和实践,比如,彻底改变教会在两性问题、宗族问题和社会正义等方面的态度,贯穿了李约瑟先生一生的争斗。

1925年,李约瑟在一次旅行中,结交了一位波兰工人家庭出身的同行、马克思主义者拉普金(Louis Rapkine)。李约瑟后来回忆说: “拉普金使我们懂得怎样从底层来看生活,真正引导我们去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1929年-1939年,西方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是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10年。1931年6月29日,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召开,苏联代表团派出了庞大阵容,理论物理阿学赫森(Boris Hesson)的论文《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oots of Nowton’s Pricipia ),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牛顿现象,其中不乏大量的批评语言。

李约瑟先生等一批年轻的科学家们非常兴奋,除了称羡苏联的快速崛起,还认为这一新的视角为平庸、保守的科学主义讨论提供了更加宏大的理论体系,称这是“首次接触辩证唯物主义学说的日期。”

阅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记忆起上世纪1917年11月7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结束的前夜,俄国十月革命一生炮响,红色苏联诞生了,为世界带来了一股新的红色力量,挑战着旧有的世界秩序,有竞争也有合作。

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将两个阵营秩序打乱,红色苏联成为英美法的盟友,而德国成为盟友们的对手。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9年新中国成立。美国为首的以西方阵营为主的 “北大西洋条约” 组织 (简称 “北约”) 于1949年4月4日成立。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于1955年5月14日成立,从此开始漫长的“冷战时期”。

1929年,29岁;1931年,31岁;1937年,37岁,1939年,39岁;1945年,45岁,1949年,49岁;1955年,55岁……这是李约瑟先生年富力强,最具活力和批判精神的时代。

遗憾的是,那位引起第二届国际大会巨大反响的苏联理论物理学家郝森,1937年被斯大林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了。

 

王钱国忠先生

1991年9月14日,李约瑟先生为王钱国忠先生撰写的《李约瑟与中国》一书作序,他写道:“1937年,有三位中国留学生从中国来到剑桥攻读博士学位,他们给我的影响远比剑桥大学给我的为大。”

非常多的观点认为,李约瑟先生作为地道的英国人,变得如此喜爱中国,并且从一位非常有成就的生物化学家和胚胎学家转而成为研究中国科学文明史的学者,并撰写宏伟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原因便是因为红颜知己鲁桂珍女士。

因为,李约瑟先生曾说:“从此,木已成舟,我一心一意钻研中国的科学和文化,变成一位历史学者了。”

李约瑟还说:“我略知汉字时候已经37岁了,是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和胚胎学家。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甚至拿了圣保罗去大马士革路上发生的皈依作为例子,说明了自己对于中国的热爱。我认真翻阅了李约瑟先生存留的大量图片,其中非常多的部分是1943-1946年。

李约瑟在中国整整呆了四年,留下了大量足迹,还有珍贵的历史照片。他对于抗战时期,中国在如此简陋和困苦的条件下坚持科学研究,敬佩不已。回到英国,他四处宣传和演讲,帮助英国人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和科学家抗战时候的艰苦卓绝工作。李约瑟先生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场景,便是当时科研机构的实验室和工场都张贴着蒋介石关于科研方法和科学精神的一个演讲报告:“我们处在如此困苦危机的时期,要能负起复兴民族完成革命的非常责任,一定要明瞭科学的内容,发挥科学的精神,运用科学的方法,使一个人能够发生十个人的效能,一天能完成十天的工作。”因此,我以为鲁桂珍女士的引导和爱情是诱因,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应该还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的抗战精神以及博大精深的中国古老科学和文明带给李约瑟博士的震撼,还有他年轻时候便开始的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好感以及美好愿望。

“中国在中世纪(明朝)以前科技领先全球,为什么后来却停滞不前,也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这就是“李约瑟难题”的核心前提和问题。

李约瑟先生与他的支持者们,通过对于中国古代人的研究,比如,观察记录、实验精神、逻辑思考、时间观念以及科举制度等的研究,认为这些严谨精神和创造发明,是古代中国科技进步的主要原因。他还认为包括象形文字、官僚系统以及各种测量工作的方法等,对于中国的科技进步都有正面意义的影响。

长时间保持科学和文明领先的中国,为什么自明以后便再无大的成就了呢?李约瑟先生认为:中国在大一统的专制制度下,少了相互竞争的城邦及中产阶级商人的兴起,也就少了进一步发展科学的动力。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商人地位一直不高,附庸在体制之边缘,阶层地位一直处于四民之末,属于用之即来,不用之即贬或杀的循环之中,种下中国失败的种子。

反之,十五世纪以来,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欧,封建制度、国家、教会以及蒙古帝国纷纷瓦解。黑死病的惨烈,不仅仅带来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最重要的是带来了人们对于上帝的怀疑,对于教会力量的质疑。以公民为特征的中产阶级迅速兴起,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商人重利,自然在每一件事情上精打细算,精益求精,包括产品和工作效率,而这些自然就是属于科学的范畴。近代中国,被船坚炮利的东西方列强欺辱,表象是他们坏,事实上是他们发展,厉害了。而大清朝闭关自守,停滞不前,没有跟上工业革命的步伐,还非要说“大清朝是最厉害的朝”,列强有大炮,大清朝有神明保佑,义和团的迷信竟然都能嘲弄了无数百官还有“英明”的太后。后果我们都知道了。

李约瑟先生最后的结论倾向于认为:“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一问题,必须同为什么在西方影响之前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这个问题直接关联。”关于资本主义起源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属于一个更加多元和复杂的问答,这也是我来英国,栖居剑桥学习的重要原因之一。80年前,“李约瑟难题”如此,80年后“李约瑟难题”,是不是依然如此呢?!

教授、博士生导师,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比迪商学院杰克.奥斯汀亚太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加拿大灰熊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国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目前主要从事中加、中美经济领域课题以及小众行为学领域的研究和实践。

教授、博士生导师,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比迪商学院杰克.奥斯汀亚太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加拿大灰熊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国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目前主要从事中加、中美经济领域课题以及小众行为学领域的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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