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环·听视界 | 第035天《致敬校长(二)》视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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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环听视界- 张家卫《百日散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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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丁校长辞世的前两天,我的一位好朋友,中国商学院教育的一颗新星,厚益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崔巍、世界科技创新论坛发起人、后EMBA创办人崔巍先生因突然心肌梗塞,也走了。初闻噩耗简直不敢相信,因为他才仅仅47岁。急忙求证他的合作伙伴宗锋先生,确证无疑,悲痛之下写下一行 “无序的世界” ,权当悲切的呐喊。

2018年10月8日,我在剑桥访学,他带了60多名中国企业家、后E 学员去剑桥游学。他邀请我参加了他与学员们的活动。期间两次促膝长谈,交流中国商学院教育的心得,交流合作的设想,他的雄心和抱负以及极强的执行力和人格魅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剑桥百日散记中写下了这样的题目《中国后E的野心》。“ 后E教育的名字将会叫—后E理工学院!” 、“我的理想就是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标!” ,整整一年,他的豪言壮语犹在耳边,却随着他的驾鹤西去,不知道还会有谁继续的前赴后继……

我本来期待,可以一起见证他的中国民办商学院雄起的梦想实现。因为,我觉得他会是一位好校长。

丁校长当校长的1983年,我考入了大连海运学院轮机管理专业读书。说句心里话,五年大学时光最想做的事就是早日离开学校,走上社会,除了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孝敬父母的百姓情结,便是梦想着用自己所学和自己的力气为正值改革春风吹满地的中国贡献一份力量。1986年,我以校学生会主席的身份,揣着学校盖着大红章子的介绍信,去了中国交通部的大院拜见了时任交通部部长和副部长的钱永昌和郑光迪两位前辈,回来还在校报上写了一篇文字《部长的嘱托》。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差一点申请了进疆工作名额,当时的学生部长后来的广州海运学校校长高崎老师拦住了我,觉得还是将所学专用更好,国家培养一个航海大学生不容易。毕业后,我就去做了一名最普通的船员,六年远洋海员的经历当时虽苦,却成为影响我一生的宝贵财富。

大连海运学院后来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因为“海”的缘故,海大的校友文化是非常浓厚的,也是我们常常引以骄傲的噱头。我对于师长们充满尊敬,但是就校长而言,我对于祖温校长更多了一份校友的感激。他是2004年从哈工大调动来海大做的校长,不短不长的十年任职经历,带给海大的却是无论校园建设还是学校规模、学校理念,都是变化最大的十年。作为校友,我与海大的交往亲切也一直是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百年校庆的时候,我们捐赠了一片银杏树林子,十年了,小树一圈一圈的看着粗壮起来,每次回去学校我都要去走走,摸一摸树林边上卧着的那块扬州石头。念想着与祖温校长的谈心,念想着心海湖畔关于北大精神和海大精神的讨论,念想着海大可以香火传承再续百年。

祖温校长前些年从校长位置退下来,一心一意的回到教授本行,给学生们上课去了,他说:“与学生们在一起是最快乐的时光。”  我是信的!前些日子,他和夫人孙教授一起利用暑假时间来温哥华走走,住在我家里,因此每天有机会山南海北的谈天说地,叙说着一些遗憾,回忆着快乐的时节,憧憬着中国的未来……早餐的时候,阳光透过后院大窗的玻璃照进来,映在祖温校长已经斑白的头发上,呈现着一抹金色,望着他沧桑却恬静的脸庞,除了感激,真心的祈祷有更多、更好的中国大学校长出现,让校长不成为一个官衔而是一种责任和荣誉。如果说学生们是未来中国的希望,而他们就是中国麦田的守望者……

将要搁笔的时候,不自觉的想起北大的首任校长许景澄先生。北大自诞生以来,历任北大校长都是病逝的,算是善终,而唯有他是被砍头而死的。

 

北大是中国地位最特殊的一所大学,其前身京师大学堂诞生于1898年,是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许景澄先生,是晚清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他1899年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来称之为校长。

 

1900年,义和团兴起,他冒死上书慈溪说 “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 。慈禧大怒,以 “任意妄奏” 、 “语多离间” 等罪名,将其斩首于北京菜市口。

 

7月28日,在被押赴菜市口刑场的路上,无数围观百姓对他扔臭鸡蛋,群情激愤大骂他是汉奸、卖国贼。许景澄被杀后,再也没有人赶出来反对开战。他被砍头后的第17天,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仓皇离京,逃往西安。李鸿章被任命为议和大臣,1901年9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曾写过一本书《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写道:“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1922年,罗素先生在《每个中国人都有尊严》一文中写道:“在我离开中国之际,有一位著名的作家请我指出中国人的主要弱点,我推辞不过,说了三点:贪婪、怯懦、冷漠。他听了之后,不但不生气,还认为评判恰当。进而探讨补救的方法,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正直的一例,正直是中国人最大的优点。”

前些日子,我在《我和我的祖国》散记中提到了中国现代四大史学家之一的吕思勉先生,尊称他为老师的钱穆先生是另一位,江苏无锡人。钱穆先生创建的新亚书院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之一。钱穆先生辞去新亚书院院长的时候,没有去谈现实中的矛盾,也没有去议旁人的是非,他说:“我不晓得当了校长十五年,我的品质和品格是否也潜移默化地变了。我虽常常警惕,但积久之后,便成为我时想辞职之一个心理因素。此层我劝诸君莫轻易听过,将来应可为诸位处事做人一参考。”难的时候不要忘记追寻的快乐,发达的时候不要忘记豺狼虎豹,高位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钱穆先生以言行早就告诉了校长们一个道理,但是又有谁真的学会了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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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家卫    
教授、博士生导师,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比迪商学院杰克.奥斯汀亚太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加拿大灰熊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国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索菲亚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目前主要从事小众行为学领域的研究和实践。《环球华报》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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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司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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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总监:Y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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