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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撕逼|国民导演与国民老公开撕了,都是金莲惹的祸!

今天是“小钢炮”冯小刚冯导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上映的日子,但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影片本身或女主冰冰。 首先小编带大家回顾一下事情经过,正中午时候,冯小刚在微博上发预告说12:30要给万达老总王健林发一份公开信。 吃瓜群众们快速搬好了小板凳前排坐等~ 时辰一到,冯导果然发了篇长微博出来,冯小刚以“小女子金莲”自称。看上去是卑微,实则阴阳怪气讽刺万达垄断,说来说去就一件事:《我不是潘金莲》今天公映了,万达给我们的排片少了!好生气哦。 王健林的回应没等来,倒是我们的知名“娱乐圈纪委”王思聪,万达的小少爷出来回应了。 微博最后竟然还有个话题#碰瓷# 撕葱估计心里也在暗爽,一向都是我去撕别人,这次竟然有人主动找上门来,正好练手了!接下来冯导迅速跟上,回应撕葱: 据了解,该跳槽的员工名叫叶宁,在离职前担任原万达文化产业集团副总裁、AMC院线董事。他从2002年开始算起为万达集团供职15年之久,工作成就有目共睹,深得上级信任。此前更有报道称,向来不在年会上轻易表扬员工的董事长王健林曾在万达年会上破例提出表扬叶宁,足以看出叶宁本人对万达的重要性。然而就在今年2月,叶宁离职万达,并带走了一定的亲信和资源。消息被传得沸沸扬扬,媒体分析叶宁很有可能加盟华谊担任“二把手”。2月29日,华谊兄弟发布公告,称叶宁加盟华谊兄弟担任副总经理,并被提名董事候选人,全面负责华谊兄弟电影及电影院相关业务。媒体称,叶宁出走后,万达公司连夜召开会议研究对策,王健林本人在办公室里捶胸顿足。最终,万达做出决定:对叶宁、华谊及其出品的电影“杀无赦”。 冯导一句“祝王健林早日成就垄断大业”。直接把战场升至对院线巨头的反垄断讨伐。回顾本次事件,表面撕的是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排片,实际上开撕的是两家民营电影巨头公司,导演冯小刚所代表的华谊兄弟与王思聪所代表的万达院线。 中国的电影公司都以“全产业链”为骄傲,从制片到发行、放映,最好都有布局,形成所谓“生态闭环”。好处是你在各个环节都有议价权了,但颇有争议之处在于,对你自己公司投资的电影,自然也会在自己电影院倾斜排片。 排片率低的后果真的很严重吗? 万达院线在国内拥有影院311家、2700块银幕,在2015年全国总票房份额中高居榜首,占比达13.5%,高于第二、第三名之和。但要说垄断还远远谈不上,即使万达院线一场也不排,其他影院正常排片,照样能取得不错的票房。至少在国内,还没有一家院线能够左右电影票房。一部电影能卖多少钱,主要靠营销、档期和影片质量。电影院也有成本,也靠生意吃饭,比消费者更关注一个产品能卖多少钱,当然会优先排畅销品。也就是说,院线排片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市场说了算。有意思的是,截至发稿,《我不是潘金莲》的首日总排片达到了39%,已超过了今年的票房冠军《美人鱼》的首日排片率。但仍然惹得冯导为此大动肝火,微博主动发声,可见万达的排片率对票房的影响不容小觑。 目前,在国内电影市场上,影片的“排片率”几乎成为电影取得高票房的必备条件,再好的电影内容或营销宣传都比不过排片率。特别是首日排片量至关重要,排片率高才能获得购票者的关注,进而可能创造高票房吸引媒体关注,形成话题点,创造影响力,吸引更多人观看,于是形成良性循环;反之,排片越少,关注越少,票房越低,观影人次逐步下降,形成恶性循环。 对此现象,香港导演陈可辛曾经说过,在内地,有些电影是不用看口碑的,“上片那天,多少戏院排你,你就赢了。” 讲道理,无论是过分抬高还是压缩排片,耀莱影视和万达​集团同样没有一方是从维护市场秩序和观众需求的角度出发来良性竞争,冯小刚与王思聪的发言也未将大众的视线带到这些乱象出现的问题本质上:如何来防止当今电影公司在制作、发行和放映过程上的垂直垄断。当今成熟健康的北美电影市场曾经也有过这种黑历史。在上世纪初的美国,好莱坞各大制片厂同样也拥有各自的院线,制片-发行-放映整个过程一条龙,使得电影市场出现诸多不健康的竞争现象。直到1948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根据反托拉斯法做出判决,垂直垄断为非法,电影制片方不得不放弃电影院,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既是史上有名的“派拉蒙案”,所带来的影响一致持续至今。制片方的连锁影院被强制出售,电影院可自由选择想放映的电影;当时好莱坞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公司、曾出品了《乱世佳人》、《魂断蓝桥》等经典电影的米高梅,在“派拉蒙案”后一落千丈、负债累累。但即便美国电影产业确实遭到了很大的冲击,也并没有因此完全没落。华纳兄弟、20世纪福斯、迪士尼、派拉蒙、环球和索尼哥伦比亚这六大制片方今日依然活跃并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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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焦点|吃了我的全都给我吐出来 贪官的钱都去哪儿了?

中央纪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启动“猎狐行动”海外追逃追赃以来,截至今年9月共追赃79.94亿元。从党的十八大以来至2015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中,除将涉嫌犯罪所得的款物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之外,还收缴了201亿元违纪所得。去年中央对涉嫌违纪的中管干部已经结案处理或正在审查的达68人。从十八大以来到3月3日河北省委秘书长景春华被查为止,中管干部已经有93人被立案查处;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行为53000多起,处理党员干部71000多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达23000多人。截至目前,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及以上高官中,已有17名官员站在了法庭被告席。 赃款都去到了哪里? 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贪官赃款去向已经引起了代表、委员的关注,今年两会期间,就有代表委员提出:缴没的巨额赃款去哪儿了?依据什么样的流程进行处理?这两个既非常可观又振奋人心的反腐关键数据,以及对贪官违纪所得处理方式和去向,看似回应了两会代表委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和疑虑。但严格讲,就是缺乏一个详细的缴没和去向清单。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赃款赃物的界定:将贿赂犯罪的财物,由货币、物品扩大为以货币结算的财产性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会员服务、旅游等。 对违纪所得的处理分为三种方式:没收、追缴和责令退赔。三种方式追回的如果是钱款,由纪检监察机关直接上缴国库;如果是物品,由相关部门通过拍卖等方式,变现以后把变价款上缴国库。 但是问题又来了,赃款赃物上缴到省级国库后,就万事大吉了吗?那些赃款赃物最后究竟又花到了哪里呢?总不能一直躺在金库里发霉变质吧? 民众的疑问不是没有道理,从这两年的反腐力度看,收缴的赃款赃物,毫无疑问是一笔天量财富,官方不能含糊其辞的一句“上缴国库了”就草草了事。《新京报》指出了一个不得不提的怪异现象,那就是给承办单位赃款赃物总数20%-30%的退库提成,已是反腐工作中的“潜规则”。有的甚至凭入库赃款数额为等码,要求高层多拨办案的经费。为此,1986年财政部还紧急下发通知“不提成、不退库”,但赃款返成的做法却一直沿袭至今。 如何避免处置赃款过程中滋生腐败? 这种办案机关通过反腐败而产生新腐败的现象,让不少法学专家深感担忧。华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情树说,反腐败过程中的这种利益激励机制不仅有损司法公正,同时也会滋生新的腐败。他呼吁官方严令禁止办案部门获得赃款返成的做法。 “如果反腐成果被新的利益集团窃取,或只是少数人重新分赃而已,人民怎能感受到反腐败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吴情树说,如果能够建立起一套统一的有关贪官赃款赃物的使用制度,将有利于推进反腐败建设,也有利于保障人民对贪官赃款赃物使用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但是澳门的经验也许能给我们启示。 2006年,澳门曾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腐败案件——欧文龙贪污贿赂案。澳门的做法是,将赃款全部纳入特区政府财政,然后由特区政府统一分配给澳门居民。只要是澳门居民,又在澳门定居满 5 年,每人可以领到 5000 元;不满 5年,每人可以领到3000元。特区政府的说法是,因为欧文龙这些钱是通过违法买卖土地等方式所得,损害了澳门居民的利益,这些钱就应该返还给澳门人。 对此林毅夫表示,追回来的赃款都被投放回了原来的预算项目上。由于此前的权利寻租现象严重,贿赂的赃款直接导致了工程预算资金的大幅减少,偷工减料现象时有发生,严重降低了各个工程的质量。近年来,各处发生大桥垮塌、路面塌陷的现象也是与权力寻租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 至于为什么不把追回来的赃款直接用于农村教育、治理污染等基础建设,让百姓看到更加直观的反腐效果,是因为这些专项资金应当通过正规途径由国家财政专门划拨,即使是追缴的赃款,其使用也需要一个正当的流程,“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是解决现有工程隐患的最好也是最直观的方法。目前想要做到物尽其用也就必须保证现有工程体系的漏洞得以及时的修补。所以政府会在下一步进行权力瘦身,打掉寻租空间,铲除与腐败相关的土壤,但在这之前,所有追回来的赃款回归项目本身,是对于项目工程和反腐本身最大的尊重。 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对林毅夫的质疑声,有不少人表示,追回来的赃款有很多早已分不清是从哪里来的,另外,原有的很多工程项目也早已结束,现在查处的贪污案件已经是既成事实,那么赃款怎么能回到原有的项目上去呢?他们认为,这些钱应该是上缴到国库中去了,增加了政府目前的财政收入,而不是增加了原有工程的财政预算。 不管哪个才是正确答案,既然这个话题一经提出就已经蹿上了热搜榜,那么政府方面相信也会在短时间内给出官方的解答。或是运用到了原有工程的修缮和维护,或者是回到了国库,追回来的赃款数量之庞大,或可以支持国民经济进一步良性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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